我们终于搬去牧区住了。
牧民们对我们有过好奇，听说我们是来养老的，很是热情，常常送一些奶酪过来。
一住就是十年。
我们捡了几只流浪狗，还养了几只别人不要的小羊羔。
如果没有看到那则新闻，我们会在这片土地上走完最后的人生。
我的儿子在电视台登报找我。
他生了很严重的病，需要亲体肾移植才能活命。
电视里的他，搓着手哭泣：
“妈，我真的不想死，爸爸已经卧病在床，我得照顾他……”
“我原谅你当年的不辞而别，就算不捐肾给我也没事，看在我命不久矣的份上，能不能回来看看我？”
“我没告诉任何人你当年做过的事，我会永远替你保守秘密。”
宣骅问我：“你真的要回去救他吗？”
我叹气：“我对他没有半点感情，却因血缘的羁绊不得不管。”
孩子是无辜的，如果能选择，我想他肯定不愿意被我生出来。
我对他始终有一份亏欠。
宣骅本想随我回去，但被我强烈拒绝了。
这一去风险未知，我不愿意他拖着衰老的身体陪我冒险。
坐了无数趟黑车，我终于回到小镇，见到我已经成年的儿子。
吴耀国感激地握住我的手：“妈，谢谢你愿意回来。”
我从他眼中看到嫌弃，同样反感地抽回手，只问他什么时候做手术。
他笑说：“只要你方便，明天就可以去医院。”
我点头，为免夜长梦多，当然是越快越好。
第二天，他将我带去黑诊所，解释道：
“我怕警察查到你的踪迹，所以不敢去大医院，你放心！
这里的医生很厉害，对肾脏移植手术很有经验，不会出事的。”
我来不及做出反应，就被人按住打了麻醉剂。
吴耀国兴奋的声音传来：“她的肾应该能卖十几万吧？”